6、涉及行政机关自身活动规范、自身建设制度的事项，可以制定规章。

另外还有大量的针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进行分析的论文。在这种情况下，类似《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第21条所规定的公众监督举报制度就构成了间接证据的主要来源。

其次，无论是BBS还是微博服务商，对于用户言论的控制性都并不比其他ICP更高。(39)见前注④，张新宝等文。例如世界各国一般都明确规定，ISP不需对第三人的言论承担法律责任。具体而言，国会报告认为红旗标准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标准：主观标准即在决定服务提供商是否意识到‘红旗的存在时，服务提供商对于所谈论的事实或者情况的主观认识需要确定，客观标准即在判断信息是否构成侵权时需看侵权行为对于一个在相同或相似情况下的理性之人是否明显。二者之间之所以存在这一区别，笔者认为更多的还是出于立法技术层面的原因。

后者包括有关机构或者个人已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警告或者提醒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求ICP承担与执法机关的法律专业人士一样的注意义务就是要求ICP去完成不可能之事。(11)[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18页。

(50)由此也可以看出，民法意义上的国有资源的范围比宪法意义上的国有资源要狭窄得多。⑩详可参见赵世义：《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与制约》，《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第7页以下。按物权说理论，全民所有财产只能由国有单位代表国家进行占有和支配，从而把广大非公主体排除在合法主体范围之外，也不利于对资源利用的约束与监管。综合来看，资源国家所有权虽然来源于资源主权，但并不直接等同于主权本身。

然而，从法律科学角度来看，决定事物之法律性质的，并非基本原理或哲学本质，原理类似的概念用语在不同法律语境下性质往往发生根本性改变。认为宪法与普通法律只有级别高下之分和内容繁简之别，性质上没有根本差异的混同观念曾大行其道。

澳大利亚规定水资源归州政府所有。在内容和效力上，资源利用权也缺乏传统物权那种具有高度意志自主色彩的绝对支配性，而主要体现为一种依法利用权——在合法范围内按照资源物的自然属性进行合理使用，在用途、方式、处分等方面受到更多限制。另一方面，从中国社会整体尚处于现代化转型期，法治化程度有待提升，尤其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的现实来看，④解释的步子也要够大，不应过分拘泥于立法者原意和现实做法，尤其是实践中那些违背法理、实效不佳、应当被改革的做法。而在自然资源本身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国家的这种保障显然主要是制度供给意义上的，即通过立法和执法形成科学、稳定的资源利用秩序——这本来就是国家作为管理者所应向社会提供的基本服务和公共产品。

对此，笔者将另文详述。但国家的这种不干预并不意味着资源主权不存在，而只是资源主权对内的一种存在形态和表现方式而已。只有清楚区分宪法层面的国家所有权与民法层面的国家所有权，或者说资源国家所有权与资源物国家所有权，学界近来呼声渐高的国有私物与国有公物的划分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和构建。⑤参见前引①，巩固文，第20页以下。

孙宪忠：《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的悖谬及改革切入点分析》，《法律科学》2013年第3期，第61页。不仅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即相当抽象而多义，②更因为古今中外与此有关的理论、实践名目繁多、内容多样且变动不居，故相关讨论极易陷入名同实异、各说各话的境地。

对此，各资源单行法(如水法、矿产资源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中普遍建立的资源利用许可与审批制度，更加符合其公法属性。通说认为，宪法权利是以防御国家侵害为旨归的权利。

《世界自然宪章》、《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等重要国际文件也都重申了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确认，明确国家有按照自己的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主权。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只根据宪法来主张对特定财产的排他支配，某人即使一无所有，也不能认为其宪法所有权未受保障。而美国的国家类似说则需要把侵害宪法权利的私人行为视同为政府行为，理论上仍然没有超出国家—个人的二元框架。(15)参见上引韩大元书，第184页。应该说，这是理论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也是诸多学者尽管并不否认资源国家所有权区别于传统物权的诸多差异，但仍然坚持或者不愿放弃私权性判断的根本原因。(25)前引(16)，于飞文，第55页。

(8)公众利用与监督，如非权利人对山林、草原的历史性利用，公众对于海域承包的知情、参与和监督等。其实，这些对公共财富的处分是典型的公权力行为，应通过严格的行政程序加以控制。

(39)这并不意味着只能自用而不能转让获利，如渔民捕鱼、山民采药、猎人捕猎、牧民放牧等，通过转让资源产品获得其他生活品是其基本生存方式，只要不过量，没有明显暴利，均属合理。其要点在于：(1)客体是具体、实在、可特定化或至少在观念上能分割的资源物。

(41)行政许可法即明确把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行政许可类型之一。(43)张千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困惑与消解》，《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第189页。

(20)典型者如公法上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国际法上的公海、世界文化遗产、人类共同财产以及租借、托管等。从解释论角度来看，资源国家所有权研究所要做的，是在不违背现行法条和基本法理的情况下，通过对法律规范的阐释，谋求达到最佳社会效果的制度方案。学者考证认为，直到16世纪才在普通法中出现的ownership，是一个没有确定形态和内涵的、相对性的概念，缺乏大陆法上所有权的统一内涵，更不是超然于各种具体权利之上的绝对的所有权。如果不加区别地将这一逻辑照搬到国内场合，适用于国家和人民之间，将会产生非常荒谬的结果，即国家可以凭借主权对人民做任何事情，而一切有关国家权力授予及行使的立法都将成为多余。

博丹相信国王要受到传统的根本法的束缚。由此，太阳能、风能等难以特定化的资源将被排除在外。

这一认识，并不存在什么难以接受的逻辑障碍，尤其结合该条所处的体例位置——宪法总则而非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以及并未使用权利字样的客观表述来看，更是如此。而且，如果不从公权力的角度来理解这里的国家所有，第9条的这两款规定之间也就丧失了合理逻辑关联，导致同一法条中，前款中的国家是权利主体，后款中的国家是权力主体的混乱。

但如立定物权视角，无论怎样解释都会引起一系列问题。韩大元：《比校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以下。

(27)所有权的主体、客体都必须是具体的。在立法的具体内容方面，资源利用涉及事务众多，需要公、私法的分工配合、共同作用。前者将带来国家是否应对立宪之前的资源利用者进行追偿以及相关资源产品或所获利益应否收归国有的问题，因为既然早就是国家的，那么之前各种社会主体的自发利用就是无权处分。对于普通经济资源来说，应有偿使用，着眼效率和效益，由市场定价，使用费应主要纳入国库惠益全民，部分纳入地方财政补偿当地居民。

从现实层面来看，作为一个抽象主体，国家本身并不能直接支配和利用自然资源，其对资源的所谓支配实际上是通过对由无数具体社会成员所实际进行的资源利用活动的干预来实现的。另外，资源实践中不乏一些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片面强调经济效益而把重要公共资源交给私人垄断利用和经营，导致公众丧失合理利用权的情形，也是需要司法加以审查和纠正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物一权在资源领域并不适用。参见前引(13)，王涌文，第52页以下。

抽象的主体无法形成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主体。这些资源即学界所谓的国有公物，这里的国有是公法意义上的，表征国家的控制和干预。